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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問我，登山遇暴風雪，有一位李斌先生因體力不支而遇難。如果您遇到這樣的隊友，眼看著他摔倒了，您會怎么做？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。2002年，我第二次登珠峰，我們在南坡，是另外一個基地。張梁先生和李斌先生都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朋友，李斌是深航非常優秀的機長，喜歡登山。那時我和他們是兩個隊，那次我們登上去，他們沒登上去。第二年我是登喜馬拉雅山。
當時的情景，我也聽過張梁敘述的過程，不好就那個現場進行假設，因為我不在那個場景。從情感上講，你和你的隊員在一塊，他已經不行了，需要你的救助，但是你沒有能力，你的內心很掙扎，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選擇。
但僅就登山救援而言，剛才我談到有兩個原則：第一是公平原則，第二是效率原則。實際上登山還有另外一個原則，就是你在救別人的時候，首先要以自己的安全為前提。按照這個原則，如果你和這個人不熟悉，或者你沒有親情的牽掛，當然這個原則是比較容易執行的。但人與人之間往往是有感情的，這就使我們的選擇更艱難一些。
比如，有一對年輕的戀人，他們在互不相識的時候，都曾經痛苦于迷茫的人生之中，不知道前路在何處。他們在很彷徨的狀態下出國旅游，并偶遇了，從此一見傾心、墜入情網。兩個人發現，彼此都有共同的夢想——攀登珠穆朗瑪峰。后來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，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，一起到了尼泊爾，開始登山。登到接近8000米的時候，女伴就已經神智不清了，她的男朋友和向導一起協助她后撤，撤到了7500米的時候，他的女伴清醒過來了。
這個女伴清醒過來以后，還懷揣著浪漫的想法。她說，我們來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要追求生命中最美好的東西嗎？怎么能因為我不行你就放棄了呢？我們應該繼續攀登。但是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他們重新去登山是非常危險的，至少這個女孩是絕對上不去的，所以男孩子開始是拒絕的。但是女孩子說，如果你拒絕我，我就自己上去。這個時候，向導也試圖阻止他們，但是也沒有阻止得了，只好繼續陪伴他們。
這一回，又在8000米的時候，女孩子又出現了昏迷，男孩也已經非常虛弱了。這個女孩知道已經沒辦法下山了，在彌留之際，她要求向導把她的男朋友帶下去，她只提出了這一個要求，然后她就遇難了。而這種情況下，她的男朋友也拒絕在向導的幫助下下山。這是真實的故事，他們就這樣雙雙長眠于珠峰8000米高的地方。
還有，比如說攀巖。在阿爾卑斯山，有一種攀巖的方法是自由攀登，從近乎垂直的山壁上爬至少兩三百米，這需要非常高超的技術。其中有父子、有父女、也有夫婦共同參加。有一個真實的故事，一對夫婦參加自由攀登，先生在前面攀，妻子在后面跟著他。爬到一半，遇到一個老鷹的窩，在下面是看不到的。當時，正好老鷹在孵小鷹，出于自衛，他受到了老鷹的攻擊，導致先生失手跌了下去，他的妻子看到這樣的情形，也毫不猶豫地跟著他一塊跳了下去。
在人的一生當中，除了講規則、講原則，也難免要牽涉到感情、親情，牽涉到浪漫的夢想，不是輕易能說清楚的。在特殊的場景下，或者在極端之中，遵循自己內心的想法，尊重自己最本真的追求，也許就是唯一的追求。
我想說的是，作為一個人、一個企業家，不僅僅要講規則，也要講親情，也要講浪漫，人生才有意思。人生不要懼怕跌宕起伏，不要怕遇到困難，你只要追尋你內心的追求，覺得對得起自己的人生，那么就不必過于糾結，你就做你認為應該做的事情。大家都希望長壽，對于生命來講，50歲、70歲、80歲、100歲，你覺得你值得追求的東西，你就去做，你才會非常坦然。這就是我在我的體育人生中，通過自身的經歷，通過看到的、聽到的一些故事，得出的一些體會。戶外運動給我帶來的就是坦然和值得追求。
真正的成功是從50歲開始，而輝煌是從70歲開始
通常，大家會認為，登珠峰是職業登山家、探險家做的事，普通人是沒有能力去攀登珠峰的，這是一個思維。第二個思維，有人會覺得，一個董事長怎么做這個呢？有錢人會不會是被人家抬上去的呢？簡單來說，像珠峰這樣世界登山愛好者挑戰的圣地，不要說抬上去是不可能的，就是在登頂下不來的時候，別人想把你抬下來也是不可能實現的。那不是峨嵋山，可以坐著滑竿上下。
登珠峰救援的資源非常有限，舉個簡單的例子，我們是2002年登珠峰。在6200米高度，準備登頂的時候，有個隊員出現了腦水腫，我們八個人把他救下來，過程非常非常困難。這一高度，距離我們開始登山的5500米的位置并不遠，但是從早上開始下撤，凌晨十二點才返回營地。
登珠峰也必須是從大本營開始，有人猜想，說登山可以坐直升飛機，從二號營地、三號營地開始，但那不是登山，那是丑聞，這個要聲明一下。
至于說登山年齡，我初次登珠峰的時候，世界上登頂珠峰最大年紀是61歲，我那年52歲，在國際上還不算最大的。但在中國人里，確實我的年紀是最大的。我在2010年，59歲的時候，從南坡第二次登珠。那一年，有四個男人年齡超過52歲的人登珠峰，一個是廣州的媒體人孫犁（音），57歲，一個是深圳的企業家汪建，56歲，還有黃怒波，54歲。他們三個人都超過了52歲。深圳的企業家汪建和我是一個隊的，他比我小三歲，是56歲。準備登頂的時候，他說王先生我有一個要求，登頂之前你讓我20分鐘。
也就是說，如果他先登頂20分鐘，他就把我的記錄破了，所以他要求我等他20分鐘。實際上我并沒有等他，因為我計算了一下，以我們平時登山的速度，往往一天的路程，最快的人也要比我慢一個小時，那就是慢60分鐘，我讓他的話，就得讓他80分鐘，我是不是是挺自私的？可是那一次，在我登頂的一瞬間，他站在頂峰上了。他說，我比你早二十分鐘到。我就很納悶，他什么時候超過我的？甚至比我還快20分鐘？回大本營我一問才知道，他說我比你早一個半小時出發。
在我決定登珠峰之前，廣東超過1000米的山峰有17座，我曾經登過14座，那是一步一個腳印登出來的：6000米的山峰、7000米的山峰、8000米的山峰。49歲的時候，我登了7500米的高峰，珠穆朗瑪峰的北峰。2011年，在我50歲的時候，我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，我要送自己一個特別的生日禮物，所以我又登了一座7500米的高峰，在新疆。兩年內登兩座7500米的山峰就可以申請登山健將，我是中國人申請運動健將的人中，年齡最大的。
由于醫療條件的改善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到70古來稀的說法已經過時了，人生是從50歲才是開始的。而我登珠峰得出的結論是，50歲才是最好的年齡。過去都是女性55歲退休，男性60歲退休，現在人社部更是明確要延長退休年齡，男的到65才退休。按照西方的定義，70歲才是老年人，在日本，70歲的老人仍然可以開出租車。在一個普遍長壽的現代社會，我們不應該按照傳統的年齡段去定義自己，這是我所說的第一點。
那么，為什么我說50歲才是最好的年齡？假如你在35歲到45歲，正是事業要拼搏，上有老、下有小的一個年齡階段，哪一個都放不下，負擔這么重，怎么可能安心去登珠峰？比如說你對榮譽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樣的。我們七個人的登山隊，有一個人比我小12歲，我52歲，他才40歲，一米八多的身高，體力非常好。登山論速度，汪建比我慢一個小時，我比這位先生要慢半個小時，他體重比我重，走得比我快。但是，登頂的時候，我上去了，他沒有上去。顯然，面對榮譽，他不如我淡定。
那一年是人類登頂50周年，當時，中央電視臺安排了現場轉播，我非常清楚地告訴他們，不準拍我。你想，要在全國的觀眾面前把你的面貌表現，威武、英勇的一面表現出去，那個壓力有多大？狀態肯定要受到影響的。我沒有計劃一定要登頂，當然，有機會的話也是要登的，但也沒有必要去表現自己。個人的歷練，對事物的看法，都影響我們對節奏的把握。對榮譽我想得非常清楚，但這個年輕人要表現表現個人英雄主義，所以他的精力提前消耗了，這才是他無法實現登頂的原因。我從珠峰下來以后，還保持著體力，又去連續飛了三天滑翔傘，那個時候我52歲。有人說你了不起，最大年紀登上珠峰，但我覺得這并不算大，50歲才是最好的年紀，52歲我還想繼續呆在上市公司呢。我們每個人，都要學會管理自己，至少我認為，真正的成功是從50歲才開始，而輝煌是從70歲才開始。
我們看看，褚時建先生是哪年種橙子？73歲。73歲才開始創業，當然他以前做紅塔集團非常成功，但那是國營企業。73歲，他承包2000畝的橙園，開始自己的生意，十年之后創造了褚橙，現在很多小孩高考前要吃完他的橙子才去參加考試，為什么？一定能成啊。他是73歲才開始，我覺得，我不要像他那樣沉得住氣，我想從70歲開始，我還有五年的準備時間。
我想說的是，企業家如何實現跨越？首先，得跨越自己，不要遵循傳統的價值判斷，要有自己的認知。如果永遠停留在傳統之中，又怎么能實現跨越呢？
我和褚時健是同類，英雄惜英雄
我1983年到深圳創業，給自己定位就是企業家、創業家，過程中我也經歷了很多坎坷，也經歷了很多不眠之夜，這里有很多的煎熬，我想我們在座企業家的成功都要經歷這些東西。成功除了要堅持下去，要熬、要有底線，實際上還有一定的偶然性，偶然性就叫運氣。往往有的時候你成功了，并不表示你這個人聰明，只是說你比別人運氣好。運氣不好的遇到了挫折，甚至是從某種方面遇到了很大的挫折，你應該是什么態度？惺惺相惜，說得大一點是英雄惜英雄，都是同類。
一些企業家發生了事情、出現了狀況、被判入獄之后，我本能上很想去看望看望他們，這個本能就是，你關心他就是關心自己，因為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命運，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天，你也不知道，關心別人就是關心自己，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。
比如說牟其中是80年代民營企業家中最有名的，他的故事帶著傳奇性。文革時期，因為政治犯被判了死刑，但沒執行，改判死緩。出獄以后創業，就是“用豬肉罐頭換蘇聯飛機”的典故，成為了非常成功的案例，到哪里去都有省委書記接見。最后，他是由于經營的問題，簽了信用證，涉嫌金融欺騙被判入獄。我也去看了他，從他身上，我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本身創業讓你非常佩服，由于某種原因落難了。我看他是想讓他知道，有人在關心他，也希望他出來以后能重新東山再起，再做一番事業。
我1983年初到深圳的時候，銘記著兩段座右銘，一段是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先生的，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志不是看他站在頂峰的高度，而是跌到低谷的反彈力。我相信如果我遇到這種情況，我不會屈服，我還會繼續重新站起來，但不同的是，其他企業家遇到的困難我應該去看看。
我當時去看望牟其中，是由湖北企業家蘭世立他安排并陪同一起去的，沒想到很多年以后，蘭先生也進去了，我又通過其他企業家的安排又去看他。說得更遠一點，改革開放之后，我們的民營企業家階層走到今天不容易，再上一步也不容易。所謂的不容易，不是我們現在發展的空間有限，也不是空間越來越大，是因為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，使我們的社會聲譽始終是相對低下的，商人作為獨立的自我始終是欠缺的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如何認識傳統文化，如何自我更新、自我要求，不要更多地抱怨環境，這是我們企業家共同要面對的。
我記得是2013年，我在亞布力做輪值主席的時候，強調面對不確定，企業家如何自我更新。所謂的自我，是指我們自身的弱點在什么地方，我們怎么克服它。我們不要抱怨社會各方面對我們不公，作為萬科，我們1983年成立至今，在萬科三十周年的時候，我得出的結論是，萬科是成立以來最好的狀態是在2014年，但是2015年過去了，2015年比2014年還好。現在是2016年了，今年萬科會到3000億，萬科的發展空間會比2015年還好。我們這么多年來鍛煉培養，不是我們沒有問題，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在房地產行業進行自我更新，如何與現代社會的結合，這是我想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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